最近在中国武汉爆发了影响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传染性极强。从2019年12月8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到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通过中央电视台提出严厉警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1月20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做好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沟通协调，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使中国立即陷入公共卫生突发危机之中。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的主要媒体都开始以比较大的篇幅和极高的关注度掀开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全面报道。也就是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中国党和政府、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开始全面投入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意识到新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的流行。可能使全世界陷入到一个巨大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从个别感染演化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全球影响，人们谈冠状病毒色变，见到华人恐避不及进行歧视，甚至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借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进行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攻击。我们回顾疫情的发生发展过程，我们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如此的灾难性后果，人民生命受到巨大的威胁，很多人特别是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应当说从武汉市、湖北省将疫情在2019年12月月底前上报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于这场疫情一开始的反应是非常快的，也是非常积极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12月31日就到达武汉进行疫情调查，指导疫情处置，而且据说2020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在机构内部发文，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月8日，中国疾控中心正式宣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1月10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 C 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1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1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据说内部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应当说有非典疫情的前车之鉴，这场疫情完全有可能在发生初期就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隔离、早救治、早防控，把影响控制在局部。结果还是令人痛心地形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突发危机和灾难。一线医院的发现报告不可谓不及时，专家组的跟进不能说不迅速，中国疾控中心的响应不能说不快捷，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探究造成这一危机的真实原因。经过危机发生全过程的公开报道回顾，我们可以推导出结论：形成引发危机的来源主要是二个方面：

一，危机是由专家组结论的模糊性和缺乏指导性造成的。

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日发布通告称：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 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目前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2019年12月31日已经到达武汉，开始认真调研指导疫情，不能说响应不快速，不能说工作不认真，问题在于结论，在于结论的模糊性和缺乏指导性，很容易引起误判和错误理解。结论实际上对于造成这一次危机，应该说起了非常不好的误导作用。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结论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可治，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专家们为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猜想：由于春节临近，他们内心可能也担心和纠结结论下得过重，引发防控过度，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影响全国人民欢度春节。而结果没有想象的严重，受批评和埋怨。而“可防、可控、可治，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即表示做了工作，说了疫情，提了问题，进行了积极响应，又留了非常大的回旋余地，特别是可防、可控、可治这几个字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时候都没有大毛病，任何传染性疾病最后都是可能做到“可防、可控、可治”的。疫情如果向不好的方面发展，可以说前面的结论是阶段性的结论，随着研究和对病毒认识的深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给出更明确的结论，这样可以进退自如。

现实的问题在于由于结论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且可防、可控、可治，所以无论从武汉市、湖北省到国家卫健委都放松了警惕，没有采取更多的防控措施去跟进，去积极布防，去对社会进行警示， 疫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引发了在武汉的大面积传染流行。由于这一结论的误导，结果可防、可控、可治变成了不防、不控，特别是后面病例的突然大规模增加，病毒疫情开始全面失控。武汉原有的医疗诊治体系难以承受突发的大面积就诊救治情况，相当多的患者得不到及时的诊断治疗。说明在这一突发公共卫生疫情危机面前，无论是从国家卫健委还是湖北省、武汉市在重大疫情的防控方面存在巨大漏洞，一是缺乏预见性，二是没有危机意识，三是没有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应急预案。结果造成了罕见的波及全国的的巨大灾难。

二，危机是由于湖北省、武汉市及省市公共卫生部门主要领导忙于“二会”，对疫情重视不够，对专家结论误解、误读、误判造成的。

由于疫情流行的初期，正逢湖北省、武汉市在忙于开“二会”，各级领导的心思肯定全部扑在了“二会”上，各级领导包括主要领导的注意力和关注度都不在突发疫情上，武汉市、湖北省按照规定动作程序上报了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经在武汉调研指导工作，从省市领导脑子里面就没有意识到疫情事态的严重性，根本没有意识到对人民群众如此大的公共卫生突发威胁已经快速地开始逼近，危险已经降临身边。否则这些身经百战的领导们是万万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的，也不会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问题在于他们把疫情的决策权交给了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们，而专家们的结论是：可防、可控、可治，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这就使湖北省、武汉市主要领导放松了警惕，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误解、误读、误判了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所下的阶段性结论，产生了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错误认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经介入，如何进行防控，采取什么措施，完全在等国家卫健委的态度和意见，然而即使传染病疫情的发布权在国家卫健委，而疫情的防控落实肯定在基层在地方政府。武汉市在发现疫情后没有及时组织大范围大规模的防控，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警示，是造成武汉疫情扩大蔓延的根本性原因。如果当初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结论讲的更加明确，具体指导措施再强一些，更具有操作性，使湖北省、武汉市主要领导和卫生主管部门能够早些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重视起来，行动起来，武汉市及早的采取有效措施堵塞传染源，更早地下决心围堵疫情，可能造成的损失没有现在这么高。但由于错失了黄金防控关键的10到20天的时间，付出的代价、付出的损失翻了千倍万倍以上。  

这样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是怎么造成的？当然会有国家有关方面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后果和局面？这正是本文来探究的主题。其实在这一场巨大的危机面前，对于这样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必须要有超强的危机管理能力和危机管理意识来应对，要能够敏感地意识到危机，预判到危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意识到危机，我们才能对危机进行管理，管理好危机，我们才能减少危机发生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代价，才能减少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带来的严重损失，才能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损失。只有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认识公共卫生突发危机的紧迫性，抓住主要矛盾，安排轻重缓急和优先顺序，才能使危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的损害降至最低最小。

处理好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危机，其核心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要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和魄力。当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出现时。处理失当会导致社会公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部门、权威专家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这个责任，不单纯是对危机造成的直接损失和代价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责任。特别是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这样人命关天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就要求我们的地方政府党政主要领导、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疾控部门的负责人无论是内在的自发需求，还是外在的压力，都必须履行强大的社会责任。而湖北省、武汉市在这一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危机出现时丧失了敏感性。危机管理出现重大缺失。特别是赶上武汉市在开两会，湖北省在开两会，又临近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忽视了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可能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影响，也使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湖北省的主要负责同志，武汉市的主要负责同志、湖北省卫健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因为没有及早意识，及时预判，及时防控，及时控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损失。他们个人也在自责愧疚中痛失个人的政治发展前程。   

第二，要有真诚和通达的沟通力。要正确处理好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危机，就要求迅速地与此危机相关的部门、对象，建立全面沟通的管道，积极坦诚地面对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有可能造成的危机，有可能造成的危害。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处于信息极度畅通和爆炸的时代，蝴蝶效应越发明显。 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件都存在以即时性的速度被别的地区所知晓和掌握的可能性。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对一个地区来说，哪怕一个很小的事件，如果处理不当，都存在着引起重大危机的可能，都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像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危机持续性、爆发性、危害性则越发严重。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出现后湖北省、武汉市没有对可能产生的后果做事中的评估预判，对可能发生的爆发性疫情思想准备、医疗救助准备、防护物资准备、人员准备、救助场所床位准备等严重不足，缺乏指导性的疫情预案，在早期爆发阶段做不到生命为重、救治为先、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有些地方甚至存在救治不力、救治不早、救治无床现象，导致一些病人由轻症拖成重症，由重症拖成危重症甚至死亡，大大加剧了疫情的恶化。

第三，必须要有迅速控制终止危机的灭火能力。要抢在第一时间对危机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其不扩大、不蔓延、不升级，面对公共卫生突发危机的时候。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必须以社会公众的利益为重。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主动的、有意识的以该事件为契机，因势利导把短板快速补起来，把不足进行快速弥补，使危机迅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湖北省、武汉市在这次危机中，之所以成为重灾区就在于没有在第一时间对这一公共卫生重大事件、重大危机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其扩散了，蔓延了，升级了。不仅扩散到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还扩散到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地。最终演变成了世界卫生组织定性的全球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使国家和人民群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对20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湖北省、武汉市主要领导更换后，武汉市开始出现控制终止疫情的良好势头，开始以更大力度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加快核酸检测速度，做到当日新增当日清零；加大闭环调查力度，对所有新增确诊病人，摸清活动轨迹，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形成“发热-确诊-轨迹调查-确定密接者-隔离密接者-核酸检测密接者”闭环；

开始以更大力度加强收治工作，凡隔离点确诊患者，一律送到医院救治；居家确诊患者，一律送到医院救治；非定点医院确诊患者，一律送到定点医院救治；治愈出院患者，一律到指定场所接受康复隔离和医学观察。落实“四个一律”，引导全民主动防控；严格执行24小时封控措施，确保防控可持续；依法管控，展现出迅速控制终止危机的灭火能力快速提升。

第四，必须建立管理有效的系统力，应对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需要建立管理有效的系统，必须通过系统性的管理保护人民的重大利益，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决不能因为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忽略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次党中央国务院面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采取果断措施，对疫情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的管理，在付出重大经济代价的情况下，使疫情得到了根本的控制和扭转。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过2003年SARS特大非典疫情的严峻考验，中央政府在处理突发重大疫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方面积累了大战的经验。这一次运用管理有效的系统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中央政府的紧急调度动员能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办大事的优势，显示了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响应中央号召，投入抗疫一线战斗的强大动员力和行动力。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牵头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团队撰写的专题评述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中提出，国家卫生部门和疾病防疫部门应该在“内部知情期”就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预案，既要有最好的预期， 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建议在疫情发生的萌芽阶段，地方政府在面对可能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尤其是未知传染病疫情时应该及时倾听和回应专家意见， 并合理合情地向公众报告，赋予公众知情权， 既防止造成恐慌， 也强化公众的警觉和自我防护意识。这场疫情后应及时总结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漏洞和教训，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的公共卫生突发疫情指导大纲和工作指南，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五，必须依靠政府和专家的权威力。面对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不断爆发，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国家和政府治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能力。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确实是对中国党、政府、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一项大考。全社会的有效参与，事实上已经成为应对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成为化解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专家的权威力量显得格外重要，武汉市拥有国内第一流的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科研院所，此次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领导和卫生管理部门没有充分听取和咨询当地专家和科研团队的意见建议，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在这次危机中，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就对政府决策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严重的人传人的现象提供了权威意见。使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及时地作出重要指示，从而下了最后的决心。可见权威的意见、权威的决策。对于解决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危机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重大疫情首先考验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舆情事件的发展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处置措施是否及时、应对方式是否到位、应对策略是否得当，都可能成为舆论焦点。事实上，舆情愈演愈烈、不断升温，往往与政府应对处置不善存在直接关系，如李文亮事件。本次疫情发生后，中央政府的反应可谓神速，彰显中央政府的权威力：从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主席作出重要指示，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7 日，李克强总理亲自来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截至1月29日，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均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在此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对于促进相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全力组织企业复工复产，加强重点物资的统一调度，全力满足武汉疫情防控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政府的权威力和正确决策是战胜疫情的关键所在。

第六，管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危机必须有效加强国际合作。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危机的时候，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特别重要，各国间的国际合作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次中国处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重大突发事件的做法，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中国采取的超乎想象的严厉措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经济损失不可估量。倘若控制不利有可能在全球引起扩散和流行。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信息分享，为全世界的防控做出了榜样，争取和控制了疫情向中国以外地区传播的时间和可能，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患者救治，积累了各类患者救治的经验，对多种药物治疗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理解和普遍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赞扬道：中国采取了超常规的有力措施，中国在很多方面为应对疫情提供了榜样。谭德塞2月15日在德国慕尼黑表示：“中国采取的从源头上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令人鼓舞，尽管这些措施让中国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为世界争取了时间，减缓了病毒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速度。”“我已经多次称赞中国，我还会继续这么做，正如我称赞任何从源头上应对疫情爆发从而保护本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国家一样。”

综上所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的成功有效管理，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生命代价。但是中国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做法赢得了党心民心人心，受到全国民众的普遍赞颂和巨大支持。控制和化解了一场有可能全国蔓延扩散的重大危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的果断决策，挽救了国家，挽救了生命，力挽狂澜于疫情扩散蔓延之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尽管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和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必须要理性的认识到：最危险、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往往是危机看似过去，而实际上尚未过去的时候。所以，各级政府、疫情防控部门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避免死灰复燃，功亏一篑。

这是一个危机管理缺失下的造成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重大损失的典型案例，直接后果是国家、社会、百姓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天大的国家经济发展代价，是民众生命健康的巨大牺牲，是国家信用的巨大损害。我们尽管采取严厉措施，全国动员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控制住了这场危机的蔓延扩散。我们还是不禁要问：突发疫情距离危机管理究竟有多远？